庭审调查中，一切嫌疑都指向苏拉特的儿子约翰·苏拉特，但正如战争部长斯坦顿所说：“我不在乎是哪个苏拉特，只要给我一个苏拉特就行！”而约翰·苏拉特在逃，玛丽·苏拉特就成为必须承担罪责的不二人选。

　　1865年4月14日，林肯在华盛顿福特剧院观看喜剧《我们的美国亲戚》时，出身戏剧名门的著名演员约翰·布斯趁总统保镖离开之际，悄悄溜到总统包厢开枪击中林肯头部，而这一天是美国南方军队投降后的第5天……熟读历史的人对林肯遇刺案并不陌生，电影《共犯》就是以此作为背景展开叙事的。不过，这部电影并没有关注后来的诸多研究者的各种“阴谋论”，而是关注其中一名“共犯”：玛丽·苏拉特。

　　南北战争的惨烈以及一个国家的差点分裂，让这起总统刺杀案的调查与审判有了太多的情绪因素。以当时美国国民的角度，尤其是北方人的角度，受人爱戴的总统遇刺，自然群情激奋，誓言严惩凶手。而对于政治家而言，彰显“正义”并警告南方的忤逆者，成为审判的意义所在；程序正义以及宪法权利，都可以大致忽略不计。

　　本片导演罗伯特·雷德福将镜头对准了这一审判事件中一位当时被认为是谋杀事件“同谋者”的中年女人玛丽·苏拉特，通过围绕这一事件的司法交锋，再现了一起政治谋杀事件背后更真实的社会现实。雷德福曾表示：“最让我着迷的正是这个故事并不为人所知，而同时这又是一个应该被大家好好记住的故事。对我来说，吸引我的是，深入这个故事背后的另一个故事，深入到这个故事情感所指的方向。”而由普利策奖得主詹姆斯·麦克弗森、专门研究林肯刺杀案的专家托马斯·特纳和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博尔奇组成了电影顾问团，确保了它的学术质地和信史价值。

　　林肯遇刺案发生后，七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立刻被逮捕，并被指控共谋刺杀美国总统、副总统以及国务卿。唯一被指控的女性苏拉特拥有一家寄宿公寓，也正是在这里，朝林肯后脑开枪后在抓捕中被击毙的凶手约翰·布斯和其他人碰面并计划了这场刺杀行动。昔日的美国内战英雄、新晋律师弗雷德里克·艾肯，极其不情愿地接下了为苏拉特辩护的任务。这场审判平民嫌疑人的案件，却在军事法庭举行，艾肯逐渐认识到，审判苏拉特的不是公正的法律及其程序，不仅没有陪审团，而且他还要面对因为失去伟大总统转化而成的仇恨所组成的上下一致的“汹涌民意”。苏拉特的共犯罪行是否属实，在仇恨和民意的干扰下模糊不清，最后这个女人的生命和真相就被仇恨和民意的洪流彻底淹没。

　　当审判委员会多数成员没有举手赞同给苏拉特定罪之后，战争部长直接改变了审判结果，判决苏拉特有罪。即便在执行死刑的前一晚艾肯律师拿到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身保护令，眼看苏拉特案将转入平民法庭，但是就在艾肯在狱中向苏拉特报喜之际，约翰逊总统直接废除了大法官的人身保护令，苏拉特最终被送上了绞刑架。

　　庭审调查中，一切嫌疑都指向苏拉特的儿子约翰·苏拉特，但正如战争部长斯坦顿所说：“我不在乎是哪个苏拉特，只要给我一个苏拉特就行！”而约翰·苏拉特在逃，玛丽·苏拉特就成为必须承担罪责的不二人选。一年多以后，约翰·苏拉特落网，但因前述审判中把所有罪责推给了玛丽·苏拉特，最终约翰·苏拉特被无罪开释。这场“合乎民意”的审判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成为美国司法史上未来不再有人敢触及的案件。践踏宪法权利的结果，让它成为司法的耻辱与抹之不去的污点。

　　电影在一种沉郁的风格中徐徐展开，整部电影的色调几乎一成不变：昏黄阴沉的阳光，凝滞压抑的空气，就像这场注定失败的审判一样。律师努力挣扎着寻找证据却被其他法官与主控官擅用职权一一驳回，让人产生极度的无力感和挫败感。事实上，导演并没有告诉我们历史上的玛丽是不是真的无辜，她是不是真的参与刺杀包庇自己犯罪的儿子，又或者她确实只是一个毫不知情的母亲……我们无法给出确凿的答案，但是，每一个证人证词明显地被篡改，律师的每一次“反对”都被法庭驳回，而主控官的每一次“反对”都获得支持，让这起审判错漏百出。唯一安慰我们的，是渺小个体的不屈抗争。虽然这样的抗争，在“立刻获得正义”的汹涌浪潮中很快湮没。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攻占巴士底狱，那是民意沸腾的火热时代，接下来的是一场屠杀，首先遭到杀害的是监狱长，他被人们推举出来的刽子手——一名屠夫施行了割喉；之后是监狱中的贵族，他们纷纷被凌迟处死，伴随着施刑者的欢呼声；接下来，遭到屠杀的是流浪汉、一些老人，还有50多名儿童……如果我们熟知勒庞的《乌合之众》，对这一幕幕就不会陌生。

　　艾肯律师，这位昔日的北方联邦的战争英雄经历了身心俱疲的审判之后，在结案陈词中说：无论律师还是士兵，都有一种急迫的使命感：我们都有义务与责任为无辜者伸张正义，反抗压迫，保护弱者。对苏拉特的指控，来自不靠谱的证人证言，他们为了洗脱罪名而去撒谎诬陷；所有的指控，指向的都是苏拉特的儿子约翰·苏拉特。指控他的母亲证据不足，各位庭审法官，请判决我的当事人无罪，而不是出于报复，牺牲我们的孜孜以求的权利——为了捍卫它，我们倒下的人已经太多了。

　　艾肯的结案陈词唤醒了良知。玛丽·苏拉特临刑前走出昏暗的监狱，刺眼的阳光让她一阵晕眩。此时，一名士兵给她撑起一把黑色的伞。士兵始终小心翼翼地走在玛丽的侧边，避免强烈的光线刺进她的眼睛里。这把伞伴随着玛丽一直走上绞刑架。每个人都渴望阳光带来温暖，虽然这一刻的阳光永远不属于她。

　　《共犯》中所一再渲染并驳斥的美国政府与军方的“主流意识”，是“战争之中不需要法律”，这来自西塞罗的名言。或可慰藉的是，苏拉特案大约两年之后，最高法院最终无可争议地表示即便是叛乱罪也须启用普通法庭审判、陪审团表决，即便战争时期也概莫能外，由此对此案中的军事管辖权进行了驳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