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一观念如今已深入人心，且多数人倾向于将其视为现代法治区别于传统法制的重要特征之一。事实上，中华传统法律中并不缺乏这一精神基因，成语“明正典刑”便是典型的佐证。

　　“明正典刑”的前身为“据正典刑”，语出《后汉书·应劭传》，后世逐渐衍生出“正典刑”“肃正典刑”“明正典刑”等诸多说法。需要注意的是，从“据正典刑”到“明正典刑”，语词的结构和含义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据正典刑”意为依据正统或正道执行刑法，其中“正”是名词，“典”是动词；“明正典刑”则指依法予以制裁，“正”用作动词，“典”则成了名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针对东晋史事评论道：“人臣之罪，孰大于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宠禄报之，晋室无政，亦可知矣。”宋徽宗时期，言官陈瓘弹劾蔡京时亦言：“陛下若以臣言为是，则当如臣所请，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后改臣差遣，以示听纳。”由此可见，至晚到宋代，“明正典刑”的说法已形成并广泛使用。

　　作恶之人应受到惩罚，这一古老观念源自人类与生俱来的正义直觉。史前社会，原始先民通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自力救济保障正义实现。当国家诞生后，自立救济逐渐式微，正义执行逐步收归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形成新的共识，由国家主导依法惩处坏人，才是正义最完满的呈现形态。易言之，将作恶之人明正典刑，既是社会正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国家核心职能的重要体现。正因如此，乱臣贼子成为明正典刑的首要对象。南宋宁宗时期，著作郎（古代官职名）王居安上疏皇帝，直指韩侂胄祸国殃民，直言“朝廷倘不明正典刑，则何以昭国法，何以示敌人，何以谢天下？”明武宗时期，刘瑾等八名宦官引诱皇帝嬉戏玩乐，荒废政事，户部尚书韩文等大臣恳请皇帝将刘瑾等人明正典刑，史载：“疏入，帝惊泣不食，瑾等大惧”，足见“明正典刑”在古人心目中的巨大威力。

　　作为国家正义的集中体现，“明正典刑”蕴含实体和程序两层意涵：

　　在实体层面，要做到应罚尽罚，勿使罪人漏网，正如《西游记杂剧》中所言“拿将贼汉到官，按律法明正典刑”。而“朝廷微弱，未能明正典刑”之类的表述，反映的则是国家正义供给能力的不足。与此同时，“明正典刑”坚决排斥以私刑代替国法。清代李渔曾言：“若系定案待决之死囚，朝廷既有国法，自当明正典刑，岂有公罪而私杀之，假手凶徒，使太阿旁落之理！”《夷坚志》中记载了一则南宋淳熙年间的司法轶事：荆门发生冤案，地方官为规避失察之责，没有奏报朝廷，而是在监狱里私自处死犯人。不久，当地太守、签判相继而亡，时人皆认为“或谓不明正典刑之故。”这一记载也印证了当时的普遍观念，即司法官未能将犯人明正典刑，无异于渎职。

　　在程序层面，“明正典刑”的核心要求是惩办犯人须遵循法定程序，尤其要公开执行刑罚，这正是“明正典刑”中“明”字的精髓所在。古人坚信，只有公开执行刑罚，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刑罚的威慑和教化功能，同时修复被破坏的正义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周礼》中“使万民观刑象”的记载，便是这一理念的早期实践；后世的枭首、弃市等刑罚，以及枷号、游街示众等做法也延续了这一理念。“弃市”的本义为“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在公开行刑的过程中融法律评价和道德评价于一体，实现惩一戒百的社会效果。北宋末年，李光弹劾奸臣朱勔时，便请求朝廷将其“明正典刑，戮之市曹。”元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也有“将此人押赴市曹，明正典刑”的对白。可见，对行刑场所和形式的要求实为“明正典刑”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

　　古人推崇明正典刑，背后蕴含着对程序正义的珍视和追求。元代至正八年（1348年），江浙行省四道共计死损罪囚五百余人，行省参知政事苏天爵指出问题所在：“夫既不能明正典刑，皆徒死于囹圄，何以为奸恶之劝乎？”他认为，罪犯未能被明正典刑，程序上的缺失会导致律法的威慑功能无从发挥。清乾隆八年（1743年），有广西百姓逃入安南，被捕下狱，乾隆皇帝得知后下令重处，广西巡抚杨锡绂却直接将罪犯杖杀。事后，乾隆皇帝对此种鲁莽的做法表示不满：“朕前批示，令其具谳，明正典刑，乃锡绂误会，即毙杖下。此皆当死罪人，设使不应死者死，则死者不可复生矣。”杨锡绂因此受到处分。从乾隆皇帝的态度中，不难体会古人恪守法定程序、避免冤错案、保障司法公正的良苦用心。

　　成语“明正典刑”是对植根于中华历史文化土壤的“看得见的正义”观念的经典表达，凝聚着古人的法律理想和司法智慧。发掘“明正典刑”所蕴含的光明正大、寓教于刑的司法理念，摒弃其片面夸大刑罚威慑功能的历史局限性，对于探索完善司法公开制度不无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