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的汉王朝如何抗击匈奴侵扰？几枚出土于甘肃敦煌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的木质简牍，记录了一份特殊的招降文书——《击匈奴降者赏令》，为我们勾勒出汉朝边疆治理的鲜活图景。这份文书现藏于敦煌市博物馆，是汉武帝时期颁布的重要军事律令，旨在通过爵位、食邑、黄金等优渥条件招诱匈奴贵族投降。尽管简断文残、墨色斑驳，但核心信息清晰可辨：匈奴将领若放弃侵扰、主动来降，必受赏；反之，若负隅顽抗，必击之。

　　西汉初年，匈奴频繁侵扰，但汉朝初兴、国力不足，汉高祖刘邦甚至曾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马铺山）。因此，汉初采取“和亲”政策，休养生息、以待来日。至汉武帝时期，随着国力强盛，便改变了和亲政策，以“马邑之谋”（公元前133年）为开端，汉王朝与匈奴进入长期战争状态。其后，在经由河南之战、漠南之战及河西之战等军事大捷后，汉朝逐步扭转了与匈奴长期对峙的被动局面，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击匈奴降者赏令》就是在这一时期颁布的，简文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三方面。

　　其一，明确招降核心对象。任何一位普通的匈奴将士都能揭下这份招降文书吗？有学者认为，这份赏令仅针对匈奴的大小贵族和军事将领，具体包括三类人：率领八千人以上部众归降的匈奴大贵族、立有军功的匈奴君长级大贵族以及能够统率十骑至五百骑以上部众的匈奴军事将领。这种分层定位，体现了汉朝“擒贼先擒王”的战略思路，旨在通过拉拢核心领导层，瓦解匈奴的军事与政治体系。

　　其二，推行“因俗而治”的安定策略。赏令明确规定，立有军功的匈奴大贵族归降后，可保留原有君长地位，继续统率本部部众，且其部众还将被赋予平民身份。这一政策契合匈奴政治和军事合一的体制特点，既发挥了匈奴首领的组织协调作用，又为归降部众融入汉朝社会奠定基础。

　　其三，设定阶梯式的降附收益。汉朝不仅依据归降的匈奴贵族所立的军功授予爵位，还赐予黄金（五十斤乃至五百斤）、相应规模的食邑。简文中提及的“少上造”和“列侯”两种爵位，分别对应汉朝二十等爵制中的第十五级爵位和第二十级（最高级）爵位。尽管学界对有关爵制的具体内容和性质存在争议，但足以看出，汉朝为拱卫丝绸之路“咽喉”地带、分化瓦解匈奴，不惜“下血本”推行招降策略的决心。

　　《击匈奴降者赏令》绝非单纯的军事律令文书，更蕴含着规劝、整合、声讨、威慑匈奴贵族和将领的多重政治意涵，为我们了解汉代边疆治理提供了关键视角。

　　首先，赏令具有彰显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根本作用。有研究认为，汉初匈奴势强，汉朝不具备推行诱降政策的实力。汉武帝时期，汉朝实力强盛，诱降匈奴的时机成熟，赏令的出台正是汉朝战略优势的直接体现，也印证了“国力决定策略”的历史逻辑。

　　其次，赏令发挥着规劝、整合的重要功能。面对匈奴的侵扰，汉朝运用多种激励手段，规劝匈奴贵族主动来降，明确赏令的施行条件和赏赐标准，构建双方信任基础，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赏令既为归降者提供了清晰的生存与发展路径，也展现了汉朝的宽大胸怀，通过德化感召，实现边疆的长治久安。

　　再次，赏令隐含着汉朝对匈奴出兵的正当性宣示，也是对匈奴将士拒绝来降、继续侵扰的威慑和警告。赏令标题“击匈奴/降者赏令”的断句逻辑，暗含“击”与“赏”的二元对应：对迷途知返、停止侵扰者予以重赏，对负隅顽抗、持续扰边者坚决征讨。这种“恩威并施”的表述，既向天下宣示了汉朝抗击匈奴的正义性，也警告匈奴将领违抗的代价，通过拉拢与威慑双管齐下，分化敌人阵营，助力军事胜利与边疆稳固。

　　综上，汉武帝中后期综合国力的提升，为《击匈奴降者赏令》的拟定与实施提供了根本保障与坚实后盾。作为一份融合政治诱降、制度整合和武力威慑的综合性文书，它生动展现了汉朝的边疆治理策略和智慧。更重要的是，以“不降则击”的强硬姿态，传递出“虽远必诛”的决心。简牍虽残却清晰勾勒出汉朝以综合手段解决边疆问题的思路，成为汉朝经营西域、稳固边疆的重要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