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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不要认识“下蛋的母鸡”
2021-02-19 11:17:00  来源:检察日报

  关于文本与制定者或创作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文字一旦以文本的形式呈现,就与制定者或创作者之间没有了关系。比如,法国哲学家利科尔就认为,文本一旦形成,就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作者的意图产生一定的距离,成为一个有自律性的言语实体。而钱钟书先生则幽默地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他在拒绝一位因为读了《围城》而想认识他的读者时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了解创作的时代背景以及作家的生活经历是解读作品的重要线索。

  大学时讲现代文学的一位女老师,特别喜欢讲作家生平,每讲一位作家,几乎三分之一的课时都用来介绍作家的成长经历和感情生活,事无巨细,其中有信史,也不乏绯闻或悬案,总是在作品之前,先笼统地给作家画出个速写。比如,周家兄弟的反目,徐志摩家里的早餐,傅雷与张爱玲之间的规劝与不服,等等。有老师并不赞同这种讲法,但事实上这种讲法很受欢迎,尤其经历了一些岁月,读了更多的作品,偶尔想起那些民国作家,印象最鲜明的竟然是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花边新闻”,甚至仍然感慨和好奇——周家兄弟真是性格迥异的两个人啊!吃过如此讲究早餐的诗人徐志摩,不得不为生计奔忙时该是怎么样的心情啊?张爱玲后来有没有真正认可傅雷的规劝啊?!作品和藏在其背后的那个人,有着切不断脐带的隐秘关系,但凡谈及作品,就无法忽略孕育出作品的那个人。

  创作其实是像酿酒一样的工艺,从原材料到成品之间,发生肉眼不可见的质的改变。过程越是不可见,成品越是醇美,就越是令人好奇。而能够提供线索的,只有藏在作品背后的那个人。

  了解那个人,是解读作品的一把钥匙。司马迁称自己写《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既是他创作的方法,同时也是读者解读《史记》的一个角度。又比如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她描写把大地冻到裂口的严寒,讲述那并不怎么繁华的小城,回忆蹲在地上拔草的祖父,也没忘记卖豆芽菜的女疯子……如果不知晓她不断追求又不断被抛弃的人生轨迹,如果不知晓那是她人生最后的一部作品,你可能无法感知在那些又粗粝又滚烫的文字背后,隐含着的那种一视同仁的悲悯的怀念。因为缺了这个定位,就没有了参照系。

  不久前央视播出的纪录片《文学的故乡》,也试图从作家创作与其故乡之间的隐秘关系这一角度来解密创作活动。其中关于莫言的那两集,给了我很大的触动。镜头里的莫言直言自己最初搞文学创作是为了提干,为了脱离农村。但又不可否认,故乡对莫言的重要性。故乡塑造了莫言,莫言塑造了“高密东北乡”。镜头里坦诚的莫言,是藏在“高密东北乡”背后却又始终没有离开的那个人。

  并非每部作品背后的那个人,都能够被了解。比如《红楼梦》,对于中国文学史上如此优秀的一部作品,读者在阅读文本之余,仍然想知道,写出这样一部作品的那个人是谁?如果其是感于顺治与董鄂妃之事而写,是一种读法;如果其是写“明珠家事”,是另一种读法;如果其是雪芹先生自述,则又是一种读法。读者之所以有种种的解读、猜想,甚至有成名作家无视创作规律如解密码一般来解读《红楼梦》,这都缘于一个原因:藏在这样一部旷世奇书背后的那个人实在太令人好奇了!

  一般来说,文如其人。唱“大江东去”的只能是豪放的东坡先生,而歌“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唯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三变。只有“赤子其人”的沈从文才能创作出“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的少女翠翠,也只有什么都能吃的汪曾祺才会提倡“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一尝”。然而,有时候文又不如其人,毕竟,文章也有拥趸者的胡兰成不仅是负心汉,更是大汉奸。因此,总得把作品和藏在作品背后的那个人对照起来看才好。

  然而,网络时代的到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和交际、交流方式的改变,我们很容易看到作品,却很难看到藏在作品背后的那个人了。比如,那些网文大神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不得而知。又比如,那些电视里的真人秀,哪些是照着台本演的?哪些被剪辑掉了?于是流行一个新词:“人设”。江湖之大,难免时不时有人“人设崩了”。通讯发达、交际便利,人人都是自媒体,然而一个“真”字,却越来越难得了,真相、真心、真情实感甚至真容真貌都成了稀缺资源。

  越是稀缺的,越是珍贵。藏在作品背后的那个人,其实始终是读者视线不停寻觅的焦点,始终是决定作品能走多远的关键。因此,唤出藏在作品背后的那个人,展现孕育出作品的那个人,或许是网络时代文学的另一种生存方式。

  编辑:刘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