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是中国古代政治和法律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现象，它指历史上用严刑峻法的官吏，如汉代郅都、张汤、董宣，唐代周兴、来俊臣。《史记》《汉书》《后汉书》《魏书》《北齐书》《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金史》等均有酷吏列传，说明酷吏现象在历史上绵延不绝。儒家传统文化提倡仁爱，推崇“循吏”贬斥酷吏，认为酷吏实施的严刑峻法和残酷杀戮是“苛政暴虐”的表现，加之酷吏多无善终，因此酷吏在历史上恶名昭著。但是，这样评判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酷吏包括两种类型，像周兴、来俊臣这样的酷吏，把他们看成是凶暴残忍的虎狼、助纣为虐的鹰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并不为过，但对于那些因严格执法、不怕得罪权贵而遭人忌恨、落下酷吏恶名的正直官员，不分青红皂白地简单打入另册，确实有“误伤”的成分。

　　古代正直的酷吏，除了性格冷血、执法严酷之外，其他方面讲应该都符合一个“好官”的标准。首先，他们嫉恶如仇、执法如山。西汉郅都在济南做太守时，捕杀当地豪强，豪强对他又恨又怕，称之为“苍鹰”，他还敢在朝堂上训斥大臣，甚至对皇帝的儿子也毫不留情；东汉周纭“奉法疾奸，不事贵戚”，外戚窦笃权倾朝野，其家族中人所为不法之事，都受到周纭的追究查办；东汉董宣更厉害，皇帝妹妹的家奴杀人受其庇护，董宣硬是在路上拦住了公主的车将凶手当场格杀，公主投诉，皇帝要董宣道个歉算了，董宣宁死不从，被誉为“强项令”。

　　其次，他们铁腕治理，尤其在治安方面政绩突出。郅都上任一年多，济南“郡中不拾遗”，他守边的时候，匈奴害怕，不敢进犯，被称为“战克之将，国之爪牙”；西汉王温舒做广平郡的都尉，外地的盗贼不敢过境，及做上河内太守，只用三个月时间，夜里连狗叫声都听不到了；隋朝厍狄士文为贝州刺史时“法令严肃，吏人股战，道不拾遗”。

　　再有，他们为官清廉。郅都“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张汤死后遗产不到五百金，出殡时“载以牛车，有棺无椁”；周纭家给不足，和妻儿做砖坯卖以贴补家用；董宣死后，只有匹布覆尸，大麦数斛、敝车一乘，妻子相对痛哭。以他们所处的高位，锦衣玉食、家缠万贯绝非问题，清廉至此确是高风亮节。连司马迁也充分肯定郅都等人“其廉者足以为仪表”“虽惨酷，斯称其位”。如此看来，这些正直的酷吏其实和传统文化中的清官并无二致，并且历史上著名的清官也有类似刚直、严酷的个性。如北宋包拯审理当朝权贵时，动辄“大刑伺候”，公堂上腥风血雨、血光四溅；明朝海瑞曾建议皇帝用暴虐刑法，恢复明太祖“人皮实草”及枉法达八十贯判处绞刑的规定，野史还讲他5岁女儿因为受了家僮一块饼，违背了他清廉的要求，竟被他逼迫绝食而死，简直冷血无情到了极点。

　　但是为什么包拯、海瑞头顶清官的光环，而郅都、张汤等等只能顶着酷吏的恶名呢？大概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酷吏不仅打击豪强贼盗，有时也牵连无辜百姓，特别在抓地方治安中，难免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如西汉义纵为定襄太守时，“掩定襄狱中重罪轻系二百余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亦二百余人。纵一捕鞠，曰：‘为死罪解脱’。是日皆报杀四百余人。”有罪无罪一起杀，令“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为治”。

　　二是酷吏办案中主观臆测，滥用酷刑，重口供轻证据，多有冤假错案。例如张汤发明“腹诽”罪，如果在朝廷争议中，有大臣嘴唇微动，表情有异，就断定此人是对皇上心怀不满，即可以判处死刑。至于严刑拷打、刑讯逼供、轻罪重罚，在酷吏治内更是司空见惯，错捕枉杀之人不在少数。

　　三是酷吏心如铁石，管治严厉，为官所惧亦不为民所喜。如西汉严延年任河南太守，“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内之。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所谓当生者，诡杀之。”让属下和百姓都觉得他高深莫测，因此胆战心惊，不敢越雷池一步；清朝田文镜一心奉公、亲力亲为，为官也很清廉，但还是被朝野一致斥为“酷吏”，不论是官声还是民声都很糟糕，原因在于他为政极其严苛，在推行雍正皇帝的新政时，为完成任务对下属和百姓残酷刻薄，下属呕心沥血推行新政但因未达到预期效果往往招来训斥和责打，百姓在丰年却因为其全力推行垦荒、摊丁入亩、缴纳积欠而不得不拖儿带女地逃难。

　　四是酷吏多老谋深算，擅于玩弄权术。西汉赵禹和张汤共同制定“见知法”，让官吏互相监视，相互检举，搞得人人自危，手段可谓毒辣，《史记》中还评价“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但历史的评价不能以今天的文明时代作为标准，换位思考，作为酷吏，在腥风血雨的政治环境中，没有一定的政治手腕确实不行，正如电影《九品芝麻官》讲的“贪官奸，清官要更比贪官更奸才行”，故此也难免留下“奸诈”的恶名。相比之下，包拯、海瑞等清官虽然也是铁面无私、严酷无情，但是审理案件中爱民恤民，品行高尚不搞阴谋诡计，因而赢得口碑。

　　同样是忠心事主、刚正耿直、两袖清风、不顾个人生死名利，却有清官和酷吏这两类天壤之别的名号，褒贬之分就在一线间，实在令人感慨。“正直的酷吏”也多无好下场，如同酷吏当年无情打击的那些豪强权贵一样，酷吏自己也惨遭屠戮、身首异处。更令他们想不到的是，自己一心想当好官、青史留名，身后却千夫所指、留下滚滚骂名，若地下有灵，真是无限冤屈、永难瞑目。那么，历史是不是对于他们过于苛刻和不公了？

　　毕竟，他们为国为君一腔衷肠热血，他们不畏权势不循私利，他们也做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们可能不如清官完美，但是和败坏朝纲的奸佞小人、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有着本质区别，不能一味以今日今时的标尺来一定短长。因此，我们要以辩证的目光从过去而非当下来审视古代正直的酷吏。无论当朝高官还是皇亲国戚，只要触犯法律，他们绝不法外开恩；他们在执法中“抑强扶弱”，如张汤“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财察”，这种风骨值得我们镜鉴。而酷吏的消失，恰恰是文明进步的表现。